金融危机使全球各主要国家再次意识到创新对于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危机之后，美国、日本、欧盟等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为了在未来世界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纷纷做出重大战略部署，围绕新一轮战略性新兴产业展开激烈角逐。
美国为在新能源、节能环保、智慧地球、干细胞等领域取得突破，要将研发投入提高到GDP的3%，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欧盟宣布到2013年前投资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德国批准总额为5亿欧元的电动汽车研发计划预算。
对中国，以创新推动经济无疑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为增强，但总体上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同时，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国际形势不稳定等诸多压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向“创新驱动、内生增长”转变成为必然选择。
与此同时，我国改革开放已取得了积极成效，难度系数相对较小的改革都已触及，改革已经逐渐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企业产权制度、投资融资体制、企业信用建设、知识产权保护、股权激励机制、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都要逐渐改进，以进一步完善推动创新发展的外部环境。
作为中国最早建设也是目前最成熟的高新技术园区之一，“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拥有密集的科教智力资源，创新能力强、产业基础好，是我国技术创新的源头和体制机制先行先试区，也是我国抢占国际经济科技竞争制高点的前沿阵地。
在新一轮产业竞争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推动中关村的发展，使其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推出新举措，实现新突破，将为随后的改革攻坚积累丰富的经验。
以管理创新推动空间资源整合
经过十余年的快速发展，中关村已经形成了“一区十园”的空间布局，总面积超过232平方公里。当前，中关村还在进行新一轮的范围调整，调整后的范围将基本覆盖北京所有可开发的产业用地。但占地面积的简单增加，并不意味着中关村发展中的空间资源束缚已经消失或者缓解。
由于缺乏成规模、大体量的空间资源，园区发展面临“有项目难落地”和“有空间没项目”的两难困境。究其原因在于管理体制不顺。国内部分高新技术园区针对空间资源行政分割问题所进行的积极探索，值得中关村吸收借鉴。
武汉东湖高新区采用“托管”模式，实现了管委会对于托管区域的高效管理，即由管委会对托管区实行统一管理，相应的行政职能由各职能部门设在高新区的派出机构行使，区域内村级组织等机构整建制或部分移交高新区管理。
青岛高新区将管理和工作重心集中到“一区”(青岛高科技工业园区)，市委、市政府赋予高新区市级经济管理权限，由高新区工委、管委作为市委、市政府的派出机构，对园区实施规划建设、基础设施、产业布局、行政管理等“四统一”管理，所有管理、审批、上报事项，都要在管委会实行“一门受理、一次办结”；对于原有的“多园”(黄岛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市北新产业园、市南软件园等园区)继续进行宏观协调指导。这种对于园区管理体制的重大创新，使得园区工作有了真正的“抓手”，落到了实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引进落地效果非常显著。
未来，中关村示范区管委会要及时借鉴其他地区成功经验，以构建高效运行的园区管理体制和机制为突破口，大手笔整合空间资源，形成实现土地与项目真正对接的空间载体，加速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形成。
在充分利用空间资源的情况下，中关村也要进一步整合利用中央企业以及大中专院校的资源。中关村科学城要打造高效运作的央地创新合作平台，推动央院、央校、央企和民企的协调创新。从创新开始，为实现真正的“国进民进”奠定外部环境基础。
未来科技城要以先期入驻的神华集团等15家大型央企研发机构为基础，吸引一批行业领先的大型民营企业入驻，将其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本土企业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基地。
北部研发服务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带要以生命科学园、昌平园、未来科技城等为依托，打造跨行政区的高端产业功能区。南部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带要进一步深度整合亦庄、大兴为主体的城市南部产业空间资源，将其打造成为高端制造业发展和对外辐射合作的重要承载区。
同时，要加强各区县同类或相关特色产业聚集区在“规划衔接、产业链配套、功能链互补、资源整合”等方面的协同部署，重点打造移动通信、数字电视、软件与信息服务、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等一批特色产业基地。
中关村也要创新区域产业合作模式，完善大区域产业链条，积极发挥中关村在科技创新上的辐射作用。中关村要抓住“环首都经济圈”建设契机，深化京津冀经济合作和产业对接，强化京津冀三地在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软件、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分工协作，加速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完善大区域产业链条。探索以技术入股其他区域企业等创新合作模式，形成技术提供者与购买者长期合作机制，促进中关村与其他区域联动发展。
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
没有一定规模的产业支撑，没有世界级大企业的发展，就难以形成全球竞争优势。中关村要瞄准国际前沿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做大做强的突破口。
近年来，北京市科技成果转化的经验表明：在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联的市政、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科技成果转化相对容易，政府采购、政府应用能够快速提升市场总需求，从而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最初的动力。美国、韩国等政府也常常使用这种手段培育新兴产业。1994年，美国政府确定在5年内重点扶持5个特定技术领域的研发和市场化，为此投入90亿美元，以政府采购的形式购买相关的高新技术产品。
未来，中关村示范区管理部门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
一是将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产品优先纳入国家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在电子政务、智能交通、智慧医疗、建筑节能改造、生态环保等领域，通过实施首购、订购、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试验和示范项目、推广应用等措施，支持示范区新技术研发、自主创新产品市场推广，强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
二是鼓励在三网融合、云计算、物联网、风能、太阳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组织开展一批具有标志性和影响力的行业关键技术应用和示范工程。
三是在物联网、节能环保服务、新能源应用、信息服务、新能源汽车推广等领域，支持企业发展有利于扩大市场需求的专业服务、增值服务等新业态。
面对新形势和新要求，中关村示范区要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中关村示范区建设的相关支持政策，用足、用好各项先行先试政策，完善和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环境。具体而言，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开展金融创新试点。继续深化中关村代办股份报价转让试点，完善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公开转让制度，支持银行开展信用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股权质押贷款、产业链融资、信用保险和贸易融资等科技金融业务创新试点。
二是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成立重大科技产业化项目审批联席会，设立专项支持资金，重点支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科技基础设施，积极对接国家高技术产业化项目和示范工程，建设一批国家级高技术产业基地；大力支持智力要素和技术要素以股权、分红等多种形式参与创新收益分配，释放创新活力，促进创新成果产业化。
三是推动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中关村示范区应当积极贯彻落实国务院支持示范区发展的“1+6”政策，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求，重点开展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试点、股权激励个人所得税政策试点、中央单位股权激励试点、科研经费分配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等工作。
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关村面临着新的发展形势，也承担着更加艰巨的发展任务。但只要我们能够抓住时机，更加坚定地推进自主创新，十年后的中关村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贡献将不可限量。
山寨是创新吗？
这貌似一个简单至极的问题：既然都“山寨”了，怎么可能还是创新？李开复最近就遭遇到这样的尴尬。“创新工场”首批项目甫一推出，就受到广泛质疑。因为，在这些首批得到资金支持的项目中，几乎每个项目背后都有硅谷的影子在舞动。
网友“麻花藤”甚至专门制作了一个名为“模仿工场”的网站来讽刺李开复。该网站的页面设计与创新工场几乎完全相同，不同之处在于网页上除了列出创新工场推出的项目之外，还将这些项目的硅谷原型也分列其上，以资比照。
围绕中国“山寨”的争议由来已久。
反对者振振有词，而且极易因为人们对于强大的无尽渴望而无限放大。他们认为，尽管“山寨”的出现确实说明某个经济体正在对世界潮流进行持续的关注和学习，但无论如何不能将这种行为划入创新的范畴之内。
作为创新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熊彼特的一个分类方法更是被频繁引用，以证明这一观点的正确。熊彼特认为，如果A首次在一种环境中引入一种创新，而B则将这种创新引入另一个商业环境。那么，A是创新者，而B则是模仿者。
但硬币的另一面，则另有一番景象。
同样根据熊彼特的观点，创新可以划分为5种类型，即新产品、新的生产方法、新的供应源、新的市场以及新的企业组织方式。而在“首次商业化”与“复制并将成果转移至新的商业环境”的过程中，毫无疑问存在巨大的不同。
人人网被称为中国的Facebook，优酷网则被称为中国的Youtube。但其实，人人网与Facebook的相似之处仅在于他们都是社交网站，优酷网与Youtube之间的相似之处也仅限于他们都在向社会提供视频内容。而在更为重要的盈利模式上，这些中国科技后生与他们的美国前辈之间几乎难见任何共同点。
争论的焦点其实在于界定什么是创新。这是一个貌似简单而实际上非常复杂的问题，复杂到几乎没人可以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复杂到人们常常简单粗暴地将某些事物划入或者剔除出创新的版图而不自知。
有时，描述一个复杂现象的简单办法就是清晰地指出什么不属于这类复杂现象。美国学者斯托克斯就用这种方法提出了著名的“线性模型”概念，来描述一个流传甚广但他们认定是错误的创新概念。
“线性模型”源自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科学顾问万尼瓦尔·布什。这种观点认为创新是应用科学，因而可以按照既定的顺序进行，即研究、开发、生产和营销。既然先进行研究，研究就很容易被认为是关键要素。
但斯托克斯认为，这个模型存在至少两个重大的问题。
首先，“线性模型”只适用于现实生活中的一小部分创新。确实有部分创新源自科学上的突破，但更多的创新还是来自于对现有市场的反馈以及对现有知识和技术的评估与整合。只有当后一种办法搁浅时，人们才会诉诸于前一种方法。
40多年前，针对英国科研论文的兴盛和经济的低迷，英国经济学家卡特和威廉姆斯就曾警告说，“过度的科研活动，从事增加知识积累工作的科技人员比例过大，而从事知识应用工作的科技人员比例过小，都容易阻碍经济增长。”
其次，“线性模型”忽视了创新过程各阶段之间的反馈与循环。每一个阶段的失败都有可能导致对前一阶段的重新设计，而这就有可能带来另外一种全新的创新的诞生。
在基于新技术与已有技术的差异程度对创新活动进行分类时，熊彼特将创新划分为“渐进性创新”和“根本性创新”，并对后者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随后的研究发现，渐进性创新的累积影响与根本性创新的影响几乎完全相同。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要实现根本性创新所带来的经济效益，需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依靠相当多的渐进性创新才可以。
因此，以“山寨”为代表的技术转移和扩散不但可以被视为创新，甚至还在最初创新成果实现效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早在1986年，以研究创新而闻名于世的学者布莱恩和罗森博格就曾经指出，许多经济上有价值的创新都发生在产品的扩散过程中。因为在将某个事物引入到一个新环境的过程中，需要进行大量具有决定意义的调整。
“大部分重要的创新在其生命周期中都经历了剧烈的变化，这些变化经常完全改变了它们在孕育过程中所被赋予的经济意义。在发明第一次导入之后，其后续改进带来的经济效益可能会超过这项原始发明”。正所谓“天下创新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作为在自主创新的过程中信步前行的中国科技企业而言，布莱恩和罗森博格的上述言论或可用来共勉。